@ 上周四（7月3日）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，新增「跟進終審法院就司法覆核案岑子杰對律政司司長（終院民事上訴2022年第14號）的判決」議題。會議尚未召開，社會上對政府的擬議方案便已引發廣泛議論。
「岑子杰對律政司長」（岑子杰案）中，岑子杰上訴的3個問題裏其中一個被裁定得直。該問題是：香港沒有提供其他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途徑，是否構成違反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14 條？終審法院最終以3 比2裁定政府未履行其積極義務，並要求政府在頒布最終命令日期起計的兩年暫緩期內（即2025 年10 月27 日前），為同性伴侶訂立替代框架承認其關係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乃一項3比2的裁定（即不是4 比1 或一致裁定）。其「非一致裁定」的事實，恰恰說明該議題本身的爭議。
人權法案第14條的不同解讀
屬少數之一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（張官）在判辭中指出：人權法案第14（1）條的重點是保護私生活「免受侵擾」，第14（2）條所保障的是當私生活遭受「無理或非法侵擾」時，可獲法律保護；因此，人權法案第14 條的「保護」屬禁止性質，即焦點在於保護私生活不受無理或非法侵擾，而非有責任就承認和提供「核心權利」制定專門法例，以促進和確保同性伴侶可在不受任何侵擾的情况下，充分享有私生活。人權法案第14 條與《歐洲人權公約》第8條「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權利」不同，後者負有積極立法義務的字眼與精神，與前者迥然有別。
事實上，人權法案第14 條依據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7 條制定。因此，按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觀察，僅就沒有法律承認民事伴侶關係本身，並不構成「侵擾」。即便在歐洲法院，亦未將「欠缺法律承認民事伴侶關係」與「構成侵擾」兩者直接畫上等號。
新制度恐與婚姻實質無異
另一名在該判決裏屬少數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林文瀚（林官），對於法庭藉劃分「核心權利」與「附屬權利」來為未來路向提供指引，大有保留；結果是新制度實質上將無法與婚姻區分。林官更指出，對於因正式承認同性伴侶而衍生的必要權利，終審法院席前不曾有深入和經充分闡釋的論述。由此可見，終審法院本身未對如何界定「核心權利」形成共識。
眾所周知，中華文化歷來珍視由一男一女結合、傳承優良家教家風的家庭核心價值。倘若替代框架的設立，導致其無法與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清晰區分，尤其政府擬議的條例名稱直接以《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命名，本身就具歧義，非常容易與婚姻登記制度混淆，必將對家庭價值造成嚴重衝擊。此言實非杞人憂天。
觀乎政府當局的擬議方案，選取「登記同性伴侶關係」、「撤除同性伴侶關係登記」、「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」及「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宜」作為同性伴侶關係的「核心權利」，已引發社會兩極反應：一方質疑給予的「核心權利」過多，另一方則力陳保障範圍遠遠不足。此等分歧，再證該議題仍未有共識。
三權分置 各司其職
在三權分置、各司其職的憲制基礎上，一個法院判決就能夠指令政府及立法機關制定一部社會上未有共識，且對婚姻制度及家庭價值影響深遠的法例，是否為正確方向？
對此，張官在判辭中表示，他不確定對政府及立法機構（不論其看法為何）施加僵化的憲制責任、要求積極立法承認同性伴侶關係，是否香港發展人權法案第14 條的正確方向。事實上，張官早於2023 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便強調，司法機關的責任是詮釋及應用成文法律，不具備立法的職能，即不可藉着詮釋法律條文的機會，僭越屬於立法機關的職權，修改、彌補法律中被視為不足之處。司法機關須正確貫徹「司法謙抑」原則，對行政及立法機關的判斷，要保持必要的尊重。
然而，在香港現行司法制度下，終審法院的判決即為最終且具決定性。縱存謬誤，亦無「糾錯機制」可循。綜觀其他司法管轄區（如美國），不少設有「重審制度」，雖為最高法院的判決，如有錯誤，亦能糾正。反觀香港，如終審法院的法律觀點存疑，當以何機制匡正？此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。
回歸「岑子杰案」，終審法院實則深諳制訂和實施一個符合憲制的替代框架，需要當局傾注巨大努力。終院在最終命令中，明確駁回岑子杰提出一年期限就足夠完成替代框架的論點，反予政府兩年時間完成，同時允許政府當局在有強烈理據支持下提出申請延期。凡此種種，足見終院確實深明該議題的複雜。
事實上，終審法院接納政府享有彈性空間，酌情決定與待制定的承認制度相關之權利和義務的內容。林官亦明確指出，正式承認的方式和因該等承認衍生的實質權利，基本上屬於社會政策事宜，應主要由政府按照政治程序決定。
當局在提交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文件裏談及未來路向時表示，為於限期內落實終審法院就「岑子杰案」的命令，稍後將提交《條例草案》予立法會審議。特區政府面對兩難的情况仍致力提出擬議方案，可見其尊重終院判決的誠意。然而，在社會共識尚未凝聚之際推進立法，成功機率存疑。
轉載自：明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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