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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、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浩然日前隨立法會考察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，他撰文指出，這次考察標誌着重建工程從法律與行政層面全面落地，新口岸採用「一地兩檢」與「合作查驗、一次放行」模式，大幅縮短通關時間，更深遠的戰略意義在於透過釋放原有口岸及管制站佔用的土地，為深港口岸經濟帶的融合發展提供更大場景和空間。
李浩然在文中分析，重建後的新皇崗口岸最直觀的空間變革在於土地資源的釋放。原有落馬洲管制站拆卸後，將釋放約20公頃土地，用於打造新田科技城，為香港創科發展及北部都會區建設提供珍貴土地資源。與此同時，深圳方面亦將釋放近50萬平方米空間，用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方園區建設，推動口岸區域向「口岸服務＋國際科創」雙核樞紐轉型。
他指出，這項土地釋放在寸土寸金的港深邊界地帶尤為重要。過去口岸及管制站作為邊防設施，在本質上構成兩城地理與心理上的阻隔，如今這些土地被重新規劃為創科園區，物理空間的屬性從「分隔」轉變為「鏈接」。釋放的土地並非零散地塊，而是與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、新田科技城連成一片，形成完整的港深北部經濟走廊雛形，使邊界地帶從「邊緣」轉向「核心」，為創新要素的集聚提供物理載體。
談及通關效率，李浩然認為土地釋放解決了「在哪裡發展」的問題，而通關效率的質變則解決了「如何發展」的痛點。新口岸「合作查驗、一次放行」模式將通關時間壓縮至5分鐘，從經濟學角度看，這極大降低了深港之間的「交易成本」，跨境通勤的時間成本與不確定性顯著減少。對深港經濟帶而言，這種效率提升意味着「半小時生活圈」向「同城化通勤」的轉變，商務人士可實現常態化跨境日程，創科人員則能在河套園區與高校之間自由穿梭，高頻互動正是創新生態系統形成的前提。
李浩然續指，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皇崗口岸的重建是港深規則銜接、機制對接的實踐樣本。與深圳灣口岸、西九龍高鐵站類似，新口岸的「一地兩檢」並非簡單的查驗合併，而是在司法管轄邊界清晰、執法職責獨立的前提下，透過技術銜接與流程實現「後台並聯審核、前台一次放行」。這種制度創新為港深口岸經濟帶的產業協作提供了拆牆鬆綁的基礎，例如車輛查驗層面的「五合一」通道，實現香港海關、入境處、衛生署與深圳邊檢、海關五家單位聯合查驗。這種協同機制若延伸至科創或其他領域，將有助於人員跨境、科研設備通關、數據流動等方面催生更多制度突破，使港深口岸經濟帶不僅是地理上的走廊，更是制度上的「特區」。
在產業聯動方面，李浩然表示，釋地與提速的最終落點在於產業生態的重塑。新皇崗口岸定位為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，並將接駁港鐵、深圳地鐵、穗莞深城際等多條軌道線路，使其從單純的過境通道升級為多維度立體交通樞紐。過往的口岸周邊經濟多以餐飲、零售等低附加值服務為主，依託釋放的土地與高效通關，區內有望吸引新的生命健康科技、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等高端產業落戶。港方釋放的20公頃土地與新田科技城連成一體，深方釋放的50萬平方米空間則直接服務於河套合作區，兩者形成研發與轉化的融合格局。
李浩然總結，新皇崗口岸的啟用意義遠超通關便利，透過釋放土地為港深口岸經濟帶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支援，提速通關亦能降低要素流動的成本，這一變革將口岸理念從原有的阻隔帶重塑為融合帶。
資料來源：李浩然博士 F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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